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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卷第11期管理评论Vol. 30, No. 112018年11月Management Review Nov., 2018悖论认知、制度环境与绿色绩效的关系研究魏泽盛1 杨 屹1 魏泽龙2(1.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安710054;2.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西安710049)摘要在悖论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悖论认知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内部技术开发和外部技术获取的中介效应以及制度不完备性和不正当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提出了7条假设,并利用238家企业的数据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悖论认知对绿色绩效有促进作用。内部技术开发和外部技术获取对悖论认知与绿色绩效的关系起中介作用。制度不完备性增强了外部技术获取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而削弱了内部技术开发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相反,不正当竞争削弱了外部技术获取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而增强了内部技术开发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关键词悖论认知;绿色绩效;内部技术开发;外部技术获取;制度不完备性;不正当竞争收稿日期2016-07-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5XJL009)。作者简介魏泽盛,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屹,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魏泽龙,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引 言伴随雾霾、水污染等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国经济转型正面对新常态形势下绿色转型的巨大压力。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何时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环境保护这个问题成为企业、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该问题的解答需要探明影响企业绿色绩效的动因和条件。当前研究主要从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探索绿色绩效的影响因素。制度理论认为,由于绿色绩效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绿色绩效与经济绩效相互冲突。政府需要通过强制性的制度促使企业提高绿色绩效。例如,Walley和Whitehead[1]认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会增加不必要的费用,减少企业绩效。因此,只有政府政策和强制性、惩罚性制度,才能促使企业提高绿色绩效。 Roxas和Coetzer[2]发现监管、认知和规范制度环境显著影响经理人的环境友好态度,从而促使企业选择环境可持续导向的战略。魏泽龙和谷盟[3]发现商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都对绿色绩效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贾兴平和刘益[4]发现舆论压力会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绿色绩效。李怡娜和叶飞[5]发现强制性的环境法律法规对企业的绿色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制度理论角度的研究发现绿色绩效是制度强制力作用的结果。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提高绿色是由于绿色绩效能促进财务绩效。企业利用绿色绩效来改善与政府、社区、用户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财务绩效。例如,Russo和Fouts[6]发现绿色绩效能够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Luo和Bhattacharya[7]发现绿色能够显著地提高顾客购买意愿,提高产品销售额。 Bai和Chang[8]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通过提高企业营销竞争力,来增加企业的财务绩效。 Wei等[9]发现绿色绩效能够提高政府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从而提高财务绩效。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绿色绩效是企业追求竞争优势的结果。尽管这些研究探索了绿色绩效的前因,但以往研究认为企业是通过制度惩罚成本、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改善等理性分析,做出是否提高绿色绩效的决策。因此,以往研究主要探讨了制度压力、利益相关者的压力等外部驱动要素,而忽略了企业内在的战略认知对绿色绩效的深刻影响,未能解释“企业是怎么想”、“企业是如何做的”等问题。战略认知理论认为,由于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的影响,企业的决策会受到认知倾向的影响。因此,忽略企业内在战略认知的现有研究很难解释绿色行为的内在动力。近年来,认知视角的绿色研究逐渐引起更多学者第11期魏泽盛,等悖论认知、制度环境与绿色绩效的关系研究77 的关注。例如,Tang等[10]发现CEO越傲慢,企业越不会承担社会责任。 Peng等[11]发现“天人合一”的战略认知倾向能显著地提高企业的绿色绩效。尽管战略认知理论为绿色研究打开了新的路径,但仍未能深入分析绩效悖论带来的认知冲突对绿色决策的影响。悖论认知的研究认为,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既不是制度理论描述的冲突关系也不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描述的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是既相互冲突也相互补充的悖论关系[12]。企业是否投入资源提高绿色绩效,决定于企业如何看待和处理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悖论关系。Simth和Lewis[12]认为悖论认知深刻影响企业对绩效悖论的应对策略。 Hahn等[13]发现悖论认知能够避免企业只关注财务绩效而忽视绿色绩效。然而,尽管战略认知的研究开始关注悖论认知对绿色绩效的潜在影响,但这些研究仍然未能深入探明悖论认知与绿色绩效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当前战略认知角度的研究未能揭示战略认知影响绿色绩效的中间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悖论理论,本研究分析了悖论认知对绿色绩效的影响机理,探索了内部技术开发与外部技术获取的中介作用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利用238家企业作为样本,进行模型验证。研究发现,悖论认知显著地提高企业的绿色绩效,内部技术开发和外部技术获取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制度不完备性较高时,采用外部技术获取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绿色绩效;不正当竞争较高时,内部技术开发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有效。理论与假设1、悖论认知与绿色绩效悖论理论认为企业决策过程中往往面临左右为难的困境。如何解决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的悖论问题成为企业能否获取持续发展的关键[12]。 Simth和Lewis[12]仔细区分了悖论(paradox)、两难(dilemma)和辩证(dialectic)的基础上将悖论定义为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要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结构。悖论理论认为,由于一致性压力的存在,众多企业在面临悖论问题时,倾向于努力降低冲突。在冲突的两个选项中做出简单的选择,但这种消极应对方式往往带来局部优化而损害长期利益。这些悖论往往并不全是显性的,解决悖论问题首先需要识别出潜在的悖论,并能够包容和解决悖论。 Smith和Lewis[12]提出潜在悖论是否能被识别决定于环境要素和内部要素。环境多元性、环境变化、资源稀缺性和悖论认知让企业更容易识别潜在的组织悖论。悖论认知是指识别和包容悖论的认知框架和认知过程。悖论认知水平越高的人越容易看到事物的反面,越容易识别到组织悖论。 Smith[14]进一步针对悖论管理策略开展了案例研究,分析发现悖论认知能帮助企业平衡潜在冲突,通过动态决策来解决冲突。悖论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了悖论认知的特点以及悖论认知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Hahn等[13]发现悖论认知框架能够引导企业同时关注绿色绩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悖论理论认为,悖论认知能够帮助企业识别这些潜在的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的悖论,并通过包容和整合方式更好地处理悖论问题。悖论理论提出,企业往往面临四类悖论学习(知识)、归属(身份/人际关系)、组织和目标悖论。目标悖论是指企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出相互矛盾的目标要求[12]。企业绿色实践是目标悖论的重要形式。一方面,制度理论认为,企业绿色绩效与绩效目标之间存在冲突。企业提高绿色绩效意味着付出更多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应由政府承担[1,15]。因此,绿色绩效和财务绩效存在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绿色能够帮助企业优化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获取市场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提高声誉,从而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和核心竞争力[6,7,9]。因此,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能够相互促进。对企业而言,绿色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形成了相互冲突又相互促进的悖论。根据悖论理论,悖论认知对企业的绿色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悖论认知水平越高,企业越能识别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的潜在悖论,对悖论的包容性越高。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的悖论是绿色决策的核心。企业如何看待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对绿色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悖论认知水平的高低对绿色绩效存在重要影响。当悖论认知程度较低时,企业往往倾向于在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由于绿色环保的收益往往是长期、隐性和间接的,悖论认知较低的企业往往只能看到绿色绩效的短期、显性的负面影响,而难以识别绿色绩效的积极影响。此时,企业内部的惯性压力较大,企业往往选择放弃企业绿色绩效来提高短期的财务绩效。当悖论认知提高时,企业往往能够跳出对绿色绩效负面影响的狭隘观点,识别到绿色绩效提高带来的间接、长78 管理评论第30卷期和隐性的积极影响[12]。不仅如此,悖论理论认为悖论认知较高的企业对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冲突有更好的包容性,不会因为短期绩效的压力而降低绿色绩效。更重要的是,由于悖论认知能够帮助企业看到绿色绩效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帮助企业识别到能够兼顾绿色绩效与企业绩效的策略和机会。因此,悖论认知能够显著降低绿色行为的内部阻力,增强企业投入资源提高绿色绩效的意愿和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悖论认知与绿色绩效正相关。悖论理论认为悖论认知能够帮助企业识别、接受企业所面临的潜在悖论,并找出包容和解决悖论的途径[12]。因此,当企业识别、接受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是一对相互冲突而又相互促进的悖论时,企业会寻求解决这一悖论的途径,以提高企业绿色绩效。自然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认为,绿色绩效的提高最终需要开发新的技术[16,17]。技术升级能够帮助企业开发有效控制负面影响的防污染技术和有效降低资源消耗的节能技术等[18]。因此,技术升级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绿色绩效。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认为绿色水平更高的技术不仅能够提高绿色绩效,也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声誉[17,18]。因此,绿色水平更高的技术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例如,生产木地板的企业能够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污染的同时也提高地板质量。因此,技术升级是能够兼顾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的悖论解决途径。企业可以通过内部技术开发或外部技术获取来提高绿色绩效[19]。企业可以自主改进污染物的产生环节或自主研发(或购置)污染物处理设备来提高企业绿色绩效。如企业投入资源自主对污染物产生环节进行研发改进或者购进污染处理设备,对污染物进行处理。企业也可以与外部组织进行技术合作对污染环节进行改进或污染物进行处理。例如与技术研发机构进行合作,对污染物产生环节进行工艺改进,或委托污染物处理公司处理企业的污染物。由于技术升级往往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悖论认知水平较低的企业很难识别到这一兼顾绿色绩效与竞争优势的潜在机会。当悖论认知水平提高,企业会更倾向于通过技术升级提高竞争力的同时提高绿色绩效。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内部技术开发对悖论认知与绿色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假设3外部技术获取对悖论认知与绿色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2、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制度理论认为由于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有潜在冲突,通过强制性的制度提高污染成本可以遏制企业的污染行为,迫使企业提高绿色绩效。然而,该观点成立的前提是约束企业的外部制度体系是完备的,并且得到严格执行[9,20]。由于中国处于制度转型期,新的市场制度和执行体系尚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很多行业绿色标准、制度及其执行体系往往并不完善。因此,制度不完备性、执行体系的不完善和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了独特的制度环境[20]。首先,不同领域制度完备性差异较大。例如,在挥发性有机物检测、转基因、饮用水等多个领域,仍然缺乏统一明确的环保标准。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执行程度差异,很多领域存在因制度执行不到位带来的不正当竞争[21]。例如,食品添加剂行业,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来提高销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仍然较多。制度理论认为制度不完备性和不正当竞争会直接影响企业战略行为[9,22,23]。企业提高绿色绩效的技术开发决策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当制度完备性不强时,伴随着制度的逐步完善,绿色标准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这要求企业必须通过不断调整绿色技术来满足绿色标准的要求。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需要做出柔性较强的资源配置。此时,如果企业自主开发技术来实现绿色绩效往往难以奏效。首先,绿色技术开发需要企业的专项投资,而专项投资的调整成本往往较高。专项投资带来的“锁定效应”导致企业无法及时调整资源来满足不断变化的制度要求[24]。其次,由于绿色属于辅助性活动,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开发的效率往往很难与专业公司相比,自主开发技术来提高绿色绩效往往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相反,通过外部合作来实现绿色不仅柔性更强,也更有专业效率[24]。外部合作避免了过多的专项技术投入,企业能够随着制度标准的变化更换合作方来提高绿色绩效。例如,通过与专业公司合作处理废水、废气,不仅能够提高专业性,也能够随着制度变化不断更换合作方。因此,研究认为假设4制度不完备性会削弱内部技术开发与企业绿色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假设5制度不完备性会增强外部技术获取与企业绿色绩效的正相关关系。除了制度不完备性之外,很多行业由于制度执行不严而充满不正当竞争。依靠现有制度和政策往往很难第11期魏泽盛,等悖论认知、制度环境与绿色绩效的关系研究79 惩罚不正当竞争[22,23]。此时,企业的挑战更多的是如何克服不正当竞争带来的竞争风险。制度理论提出制度规则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工具。当众多企业不遵守制度规则而采取不正当竞争时,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会迅速提升。此时,技术开发等活动往往采用内部化比市场化更高效。由于外部组织合作往往需要根据绿色标准的变化不断调整,但这种协调往往需要借助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24]。当行业充满不正当竞争时,调整企业间合作内容的成本会迅速提升。另外,不正当竞争较高时,企业很难监督和控制合作企业的履约行为[24]。相反,内部技术开发能够更准确有效地提高绿色绩效。因此,研究提出假设6不正当竞争会增强内部技术开发与企业绿色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假设7不正当竞争会削弱外部技术获取与企业绿色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图1 理论模型研究方法1、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研究采用问卷调研方式收集数据。首先,研究针对绿色管理问题对8个企业分别进行了2个小时以上的深入访谈。通过访谈整理出了绿色绩效、悖论认知的典型表现。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整理文献,结合访谈内容设计了初步的调研问卷。其次,问卷初稿设计完成后,研究在陕西省选取了18家企业进行预调研,并根据预调研结果和预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问卷进行修改。最后,利用完善后的问卷在山东、河南、江苏、广东、陕西等省份选取企业进行广泛调研。为了避免误解、不认真填写问卷和抵触情绪等因素对调研结果的影响,提高问卷的可靠性,研究采取到企业与高管面对面的调研方式。研究人员向企业高管解释调研目的,并对问卷中的高管可能有的疑问现场解释,每个企业请两位高管现场完成问卷。调研过程中,我们共发放500份问卷,回收286份问卷,48份问卷因数据虚假、信息不全等原因被剔除,最终确定的有效问卷23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47􀆰 6%。为了检验未回收样本对回收样本有效性的影响,研究采用T检验对回收样本和未回收样本的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进行对比。 T检验的结果显示,两组样本在企业年龄和规模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样本涵盖食品与纺织、化工医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通讯电子及仪器仪表、IT、金属及制品、专用及通用设备等行业。2、变量测量对绿色绩效、悖论认知、内部技术开发、外部技术获取、制度不完备性和不正当竞争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测量。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请高管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进行评价。(1)因变量绿色绩效研究根据Wei等[9]的研究采用4个指标来测量企业绿色绩效。如“在过去的3年里,与同行相比,我们的产品更环保”。(2)自变量悖论认知根据Smith和Lewis[12]对悖论认知的研究以及深度访谈,本文开发了7个指标衡量悖论认知。如“在过去3年的战略决策中,公司关注未来趋势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现实条件”等。(3)中介变量内部技术开发与外部技术获取根据对企业的访谈和Chesbrough[19]及Grimpe和Kaiser[24]关于技术获取的研究,研究采用3个指标测量外部技术获取。如“通过外部合作获取了新技术”等。80 管理评论第30卷(4)调节变量制度不完备性与不正当竞争根据Li和Atuahene⁃Gima[21],Li和Zhang[22]的研究,本文采用5个指标测量制度不完备性。如“与经营相关的关键政策还不完善”等。采用5个指标测量不正当竞争。如“市场中存在较多非法模仿新产品的不正当竞争”等。(5)控制变量研究选取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行业类型为控制变量。为了避免数量型变量分布左偏或者右偏对研究带来的误差,企业规模采用企业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转换值来测量,企业年龄采用企业年限的自然对数转换值来测量[25]。行业类型采用虚拟变量测量。3、信度、效度检验首先研究对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了六个因子。进而研究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RMSEA=0􀆰 054,CFI=0􀆰 97,NFI=0􀆰 92,NNFI=0􀆰 96,IFI=0􀆰 97)。结果表明,模型与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较好。研究采用Alpha值,对变量测量的信度检验。如表1所示,所有变量测量的Alpha都大于0􀆰 7,说明变量测量的可靠性达到了研究要求。研究采用因子载荷和AVE,对变量测量的聚敛效度检验。如表1所示所有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都超过了0􀆰 7,所有因子的AVE都超过了0􀆰 5,测量的聚敛效度较高[26]。研究采用每个变量的AVE开方值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的方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如表2所示,对角线上的数值为AVE开方值,该数值均大于所在行和列的相关系数,说明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所有变量测量的组合信度CR大于0􀆰 8,说明每个变量具有良好的组合信度。表1 信度效度检验变量测量指标载荷信度、效度指标悖论认知在过去3年,公司在战略决策过程中(1)关注未来趋势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现实条件0􀆰 805(2)关注机会的同时也充分考虑风险0􀆰 852(3)关注机会的同时也充分考虑资源储备0􀆰 769(4)制定竞争战略的同时充分考虑竞争对手的反应0􀆰 765(5)关注经营结果的同时也重视经营过程0􀆰 822(6)强调专业化分工的同时也重视部门间的协作0􀆰 864(7)强调战略行为积极影响的同时努力避免其负面影响0􀆰 854Alpha=0􀆰 917;AVE=0􀆰 620;CR=0􀆰 919内部技术开发(1)公司自己不断试验开发了新技术0􀆰 892(2)公司自己不断试验总结了生产技能0􀆰 902(3)公司自己不断试验开发了新的生产技术0􀆰 923Alpha=0􀆰 890;AVE=0􀆰 730;CR=0􀆰 890外部技术获取(1)通过外部合作获取了新技术0􀆰 854(2)通过外部合作获取了生产运作技能0􀆰 857(3)通过外部合作更新了生产技术0􀆰 886Alpha=0􀆰 832;AVE=0􀆰 627;CR=0􀆰 834制度不完备性(1)与经营相关的关键政策还不完善0􀆰 731(2)相关的行业标准还不明确0􀆰 777(3)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存在很多空白0􀆰 880(4)政府政策对实施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缺乏明确界定0􀆰 888(5)政府政策往往缺乏详细的操作意见0􀆰 792Alpha=0􀆰 872;AVE=0􀆰 590;CR=0􀆰 876不正当竞争(1)市场中存在较多非法模仿新产品的不正当竞争0􀆰 804(2)产品或商标曾经被其他公司模仿或伪造0􀆰 761(3)公司经常遭遇其他公司的不正当竞争0􀆰 868(4)公司的利益容易受到不正当竞争的侵害0􀆰 840(5)很难依赖法律法规惩罚不正当竞争0􀆰 798Alpha=0􀆰 871;AVE=0􀆰 584;CR=0􀆰 875绿色绩效(1)与同行相比,我们的产品更环保0􀆰 915(2)与同行相比,我们的产品生产过程更省资源0􀆰 913(3)与同行相比,我们的产品生产过程污染更小0􀆰 919(4)与同行相比,我们的产品更容易回收利用0􀆰 756Alpha=0􀆰 894;AVE=0􀆰 696;CR=0􀆰 900第11期魏泽盛,等悖论认知、制度环境与绿色绩效的关系研究81 4、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研究首先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给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2)。表2显示悖论认知与绿色绩效显著正相关。相关性分析发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基本都小于0􀆰 6,说明研究结果受到多重共线性影响的可能性较小[25]。为了进一步检验多重共线性的影响,研究计算了各回归系数的膨胀因子(VIF)。分析得到最大的VIF=3􀆰 067,远低于临界值10,研究结果受到多重共线性影响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5、普通方法误差检验普通方法误差是基于问卷的实证研究常见误差。普通方法误差的根源在于同一人同时填写了自变量和因变量。 Podsakoff等[27]提出,避免普通方法误差最好方法就是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来源。本研究调研过程中同一个企业请两位高管填写A问卷和B问卷。悖论认知、制度不完备性来源于问卷A,而绿色绩效、外部技术获取、内部技术开发、不正当竞争来源于问卷B。由于无法完全规避普通方法误差,我们进一步进行了检验。研究采用Lindell和Whitney[28]提出的标度变量法进行了检验。标度变量必须至少与模型中1个变量在理论上不相关,我们采用问卷填写人身份(是否是创业者)作为标度变量,采用该变量与模型的变量之间最小的正相关系数0􀆰 026对相关系数进行修正。如表2所示,修正过的相关系数,核心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说明普通方法误差不会对结果产生严重影响。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系数表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1.Lnage 2􀆰287 0􀆰793 N/ A 0􀆰649∗ ∗ ∗ -0􀆰007 -0􀆰073 0􀆰093+ -0􀆰101 -0􀆰066 0􀆰003 0􀆰059 -0􀆰124 0􀆰005 -0􀆰055 -0􀆰067 0􀆰078 -0􀆰175∗2.Ln人数5􀆰250 1􀆰533 0􀆰655∗ ∗ ∗ N/ A 0􀆰098+ -0􀆰073 -0􀆰013 -0􀆰167∗ -0􀆰128+ 0.000 0􀆰138∗ -0􀆰056 -0􀆰004 0􀆰065 -0􀆰151∗ -0􀆰012 -0􀆰139+3.食品与纺织0􀆰050 0􀆰219 0􀆰010 0􀆰113+ N/ A -0􀆰11 -0􀆰099 -0􀆰121 -0􀆰094 -0􀆰086 -0􀆰17∗ -0􀆰044 -0􀆰125 0􀆰012 -0􀆰175∗ -0􀆰208∗ ∗ 0􀆰0084.化工医药0􀆰134 0􀆰342 -0􀆰055 -0􀆰054 -0􀆰091 N/ A -0􀆰158∗ -0􀆰195∗ ∗ -0􀆰148∗ -0􀆰135+ -0􀆰279∗ ∗ ∗ 0􀆰07 0􀆰01 -0􀆰13+ -0􀆰112 0􀆰001 0􀆰025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0􀆰109 0􀆰313 0􀆰108+ 0􀆰004 -0􀆰081 -0􀆰138∗ N/ A -0􀆰175∗ -0􀆰134+ -0􀆰122 -0􀆰25∗ ∗ ∗ -0􀆰143+ -0􀆰001 -0􀆰04 -0􀆰098 -0􀆰055 -0􀆰137+6.通讯电子及仪器仪表0􀆰164 0􀆰371 -0􀆰082 -0􀆰147∗ -0􀆰102 -0􀆰174∗ ∗ -0􀆰155∗ N/ A -0􀆰165∗ -0􀆰15∗ -0􀆰311∗ ∗ ∗ -0􀆰063 -0􀆰044 -0􀆰057 0􀆰057 -0􀆰074 -0􀆰0567.IT 0􀆰097 0􀆰296 -0􀆰048 -0􀆰108+ -0􀆰075 -0􀆰129∗ -0􀆰115+ -0􀆰145∗ N/ A -0􀆰115 -0􀆰234∗ ∗ 0􀆰098+ 0􀆰008 0􀆰087 0􀆰119∗ 0􀆰014 0􀆰068.金属及制品0􀆰080 0􀆰272 0􀆰020 0􀆰017 -0􀆰068 -0􀆰116+ -0􀆰103 -0􀆰130∗ -0􀆰096 N/ A -0􀆰213∗ ∗ 0􀆰088 0􀆰114∗ 0􀆰086 -0􀆰075 -0􀆰04 0􀆰0849.专用及通用设备0􀆰298 0􀆰458 0􀆰075 0􀆰152∗ -0􀆰150∗ -0􀆰257∗ ∗ ∗ -0􀆰228∗ ∗ ∗ -0􀆰289∗ ∗ ∗ -0􀆰213∗ ∗ -0􀆰192∗ ∗ N/ A -0􀆰038 -0􀆰011 -0􀆰027 0􀆰026 0􀆰173∗ ∗ 0􀆰00510.悖论认知4􀆰163 0􀆰604 -0􀆰105 -0􀆰038 -0􀆰026 0􀆰086 -0􀆰124+ -0􀆰045 0􀆰114+ 0􀆰104 -0􀆰020 0􀆰787 0􀆰225∗ ∗ 0􀆰464∗ ∗ ∗ -0􀆰003 0􀆰061 0􀆰324∗ ∗ ∗11.外部技术获取3􀆰513 0􀆰874 0􀆰022 0􀆰013 -0􀆰106 0􀆰027 0􀆰016 -0􀆰026 0􀆰025 0􀆰129∗ 0􀆰006 0􀆰238∗ ∗ ∗ 0􀆰792 0􀆰182∗ ∗ 0􀆰048 0􀆰141∗ 0􀆰38∗ ∗ ∗12.内部技术开发3􀆰968 0􀆰703 -0􀆰037 0􀆰081 0􀆰029 -0􀆰111+ -0􀆰022 -0􀆰039 0􀆰103 0􀆰102 -0􀆰009 0􀆰473∗ ∗ ∗ 0􀆰196∗ ∗ 0􀆰854 -0􀆰018 -0􀆰024 0􀆰33∗ ∗ ∗13.制度不完备性3􀆰129 0􀆰837 -0􀆰049 -0􀆰132∗ -0􀆰155∗ -0􀆰093 -0􀆰080 0􀆰073 0􀆰134∗ -0􀆰057 0􀆰043 0􀆰014 0􀆰064 -0􀆰001 0􀆰768 0􀆰282∗ ∗ ∗ -0􀆰06614.不正当竞争3􀆰243 0􀆰833 0􀆰094 0􀆰006 -0􀆰187∗ ∗ 0􀆰018 -0􀆰037 -0􀆰056 0􀆰031 -0􀆰023 0􀆰187∗ ∗ 0􀆰077 0􀆰156∗ -0􀆰006 0􀆰295∗ ∗ ∗ 0􀆰764 0􀆰00015.绿色绩效3􀆰961 0􀆰747 -0􀆰155∗ -0􀆰120+ 0􀆰025 0􀆰042 -0􀆰118+ -0􀆰038 0􀆰075 0􀆰099 0􀆰022 0􀆰335∗ ∗ ∗ 0􀆰391∗ ∗ ∗ 0􀆰341∗ ∗ ∗ -0􀆰048 0􀆰017 0􀆰83416.标度变量1􀆰311 0􀆰450 0􀆰092 0􀆰185∗ ∗ 0􀆰049 0􀆰051 0􀆰106 -0􀆰140∗ -0􀆰176∗ ∗ 0􀆰096 0􀆰017 -0􀆰109+ 0􀆰026 -0􀆰043 -0􀆰096 -0􀆰048 -0􀆰070注+表示0􀆰 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 05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0􀆰 01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0􀆰 001水平下显著;N/ A表示不适合;对角线上的值为AVE的开方;上三角的各值为修正潜在普通方法误差后的相关系数。6、假设验证研究根据Baron和Kenny[29]提出的步骤,采用回归方法来验证理论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检验企业年龄、规模、行业类型控制变量对绿色绩效的影响(模型1)。在此基础上,将悖论认知加入模型2中。结果显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0􀆰 339,p<0􀆰 001),表明悖论认知与绿色绩效正相关,假设1得到支持。研究采用Baron和Kenny[29]提出的步骤,检验外部技术获取和内部技术开发的中介作用。将外部技术获取和内部技术开发分别加入模型3、模型4。模型3和模型4显示,外部技术获取、内部技术开发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0􀆰 363,p<0􀆰 001;0􀆰 315,p<0􀆰 001),同时模型3和模型4中悖论认知的回归系数显著降低。在模型5中,研究将外部技术获取和内部技术开发同时加入,也出现了同样情况。因此,外部技术获取和内部技术开发部分中介了悖论认知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假设2、3得到支持。为了检验制度不完备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在模型6中加入了制度不完备性与外部技术获取及内部技术开发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制度不完备性与外部技术获取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0􀆰 116,p<0􀆰 01),制度不完备性与内部技术开发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0􀆰 196,p<0􀆰 05)。说明制度不完备性增强外部技术获取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而削弱内部技术开发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假设4、582 管理评论第30卷得到支持。为了检验不正当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在模型7中加入了不正当竞争与外部技术获取及内部技术开发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不正当竞争与外部技术获取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0􀆰 109,p<0􀆰 05),不正当竞争与内部技术开发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0􀆰 095,p<0􀆰 1)。说明不正当竞争削弱外部技术获取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而增强了内部技术开发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假设6、7得到支持。表3 回归系数表因变量绿色绩效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1.企业年龄-0􀆰 189∗ ∗ ∗ -0􀆰 134∗ -0􀆰 135∗ -0􀆰 109∗ -0􀆰 114∗ -0􀆰 073 -0􀆰 0592.企业规模-0􀆰 123+ -0􀆰 160∗ -0􀆰 152∗ ∗ -0􀆰 185∗ ∗ -0􀆰 175∗ ∗ -0􀆰 202∗ ∗ ∗ -0􀆰 220∗ ∗ ∗3.食品与纺织0􀆰 187∗ 0􀆰 148+ 0􀆰 168∗ 0􀆰 104 0􀆰 136+ 0􀆰 114 0􀆰 1054.化工医药0􀆰 179+ 0􀆰 125 0􀆰 113 0􀆰 128 0􀆰 117 0􀆰 125 0􀆰 098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0􀆰 097 0􀆰 054 0􀆰 033 0􀆰 011 -0􀆰 007 -0􀆰 023 -0􀆰 0486.通讯电子及仪器仪表0􀆰 099 0􀆰 059 0􀆰 057 0􀆰 017 0􀆰 016 0􀆰 046 0􀆰 0277.IT 0􀆰 200∗ 0􀆰 099 0􀆰 118 0􀆰 054 0􀆰 078 0􀆰 079 0􀆰 0668.金属及制造0􀆰 263∗ ∗ 0􀆰 198∗ 0􀆰 145+ 0􀆰 166∗ 0􀆰 124 0􀆰 087 0􀆰 0729.专用及通用设备0􀆰 283∗ 0􀆰 181 0􀆰 167 0􀆰 127 0􀆰 111 0􀆰 127 0􀆰 09610.悖论认知0􀆰 339∗ ∗ ∗ 0􀆰 241∗ ∗ ∗ 0􀆰 203∗ ∗ ∗ 0􀆰 141∗ ∗ 0􀆰 137∗ ∗ 0􀆰 146∗ ∗11.外部技术获取0􀆰 363∗ ∗ ∗ 0􀆰 338∗ ∗ ∗ 0􀆰 343∗ ∗ ∗ 0􀆰 323∗ ∗ ∗12.内部技术开发0􀆰 315∗ ∗ ∗ 0􀆰 268∗ ∗ ∗ 0􀆰 277∗ ∗ ∗ 0􀆰 267∗ ∗ ∗13.制度不完备性-0􀆰 079 -0􀆰 07514.外部技术获取∗制度不完备性0􀆰 116∗ ∗ 0􀆰 129∗ ∗15.内部技术开发∗制度不完备性-0􀆰 196∗ ∗ ∗ -0􀆰 218∗ ∗ ∗16.不正当竞争-0􀆰 03717.外部技术获取∗不正当竞争-0􀆰 109∗18.内部技术开发∗不正当竞争0􀆰 095+F⁃value 2􀆰 718∗ ∗ 4􀆰 160∗ ∗ ∗ 5􀆰 436∗ ∗ ∗ 4􀆰 864∗ ∗ ∗ 5􀆰 192∗ ∗ ∗ 4􀆰 286∗ ∗ ∗ 3􀆰 441∗ ∗ ∗R Square 0􀆰 119 0􀆰 223 0􀆰 326 0􀆰 289 0􀆰 373 0􀆰 414 0􀆰 434调整后R Square 0􀆰 075 0􀆰 169 0􀆰 266 0􀆰 230 0􀆰 302 0􀆰 318 0􀆰 300R Square变化 - 0􀆰 104∗ ∗ ∗ 0􀆰 103∗ ∗ ∗ 0􀆰 066∗ ∗ ∗ 0􀆰 150∗ ∗ ∗ 0􀆰 041∗ ∗ 0􀆰 020∗注+表示在0􀆰 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 05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0􀆰 01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0􀆰 001水平下显著。结果讨论1、理论贡献尽管绿色已经成为实践和理论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当前研究对企业开展绿色实践的动因和条件仍然缺乏深入分析。当前研究主要从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理性分析企业的绿色战略决策。这些研究都局限于理性人假定,而对企业自身战略认知对绿色绩效的影响关注不足。最新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经理人的非理性因素对绿色决策的影响。例如,Tang等[10]分析了CEO的过度自信会显著影响绿色决策。与理性视角的研究不同,认知理论强调有限理性和非理性假定。该理论强调影响企业绿色决策的因素除了制度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企业对绿色行为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对决策结果也有重要影响。(1)悖论认知对绿色绩效的影响本研究在悖论理论基础上,提出影响绿色决策的关键是企业如何看待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的悖论冲突。尽管众多研究关注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要么关注绿色绩效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要么关注绿色绩效对财务绩效的负面影响。例如,Luo和Bhattacharya[7]发现绿色能够显著提高顾客对企业产品的青睐,从而提高产品销售额。 Bai和Chang[8]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提高企业的营销竞争力,建立品牌优势,从而提高企业财务绩效。这些研究只是从理性角度分析了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未能第11期魏泽盛,等悖论认知、制度环境与绿色绩效的关系研究83 从认知角度探讨企业对两种关系的认知如何影响绿色绩效的问题。绿色绩效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往往是长期、间接和隐性的[9]。悖论认知理论认为,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同时识别到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企业是否愿意投资绿色首先取决于企业是将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冲突理解为两难问题,还是有潜在互补作用的悖论。众多企业不愿意投资绿色是由于只看到绿色绩效对财务绩效的负面影响。例如,Walley和Whitehead[1]认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从而减少企业绩效。研究发现,具有悖论认知的企业往往从正反两个方面思考绿色行为。这种战略认知能够帮助企业同时识别到绿色绩效对财务绩效的长期、间接、隐性的促进作用,削弱绿色行为的阻力,从而提高绿色绩效。本研究也扩展了绿色绩效前因变量的研究。以往研究更多的从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探讨外部环境要素对绿色绩效的影响,而对内部战略认知对绿色绩效的影响缺乏分析。最新战略认知角度的研究过度依赖社会责任视角而未能充分考虑潜在的认知冲突。本研究基于悖论理论,提出绿色行为会带来目标悖论,悖论认知能够帮助企业识别和解决目标悖论,从而促进绿色绩效。研究采用实证数据证明了悖论认知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悖论认知促使企业寻找同时兼顾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策略。以往认知角度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企业战略认知与绿色绩效的关系,未对两者的路径机制进行研究。例如,Peng等[11]发现“天人合一”的战略认知倾向与绿色绩效正相关。而研究发现,悖论认知能够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升级活动来提高绿色绩效。企业既可以通过内部开发新技术,也可以通过外部合作获取技术。内部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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