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要素分析.pdf

DOI 10.12006/j.issn.1673-1719.2019.028潘金玉 , 苏布达 , 翟建青 , 等 . 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要素分析 [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2019, 15 6 607-616Pan J Y, Su B D, Zhai J Q, et al.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under the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J].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19, 15 6 607-616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要素分析潘金玉1，苏布达2，翟建青2，王艳君1，姜 彤1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灾害风险管理研究院，南京 210044；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北京 100081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第 15 卷 第 6 期 2019 年 11 月 CLIMATE CHANGE RESEARCHVol. 15 No. 6November 2019摘 要 基于最新的经济和人口普查及逐年统计年鉴，采用柯布 ‒ 道格拉斯 Cobb-Douglas 经济预测模型，分析了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SSPs 框架下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后 2010 2100 年经济发展趋势，并解析了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研究发现 1 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下， 21 世纪中国经济均呈增加趋势，GDP 增速在 2030 年前基本维持在 6 上下，但 2030 2060 年代迅速下降， 2070 年代起 SSP1 和 SSP4 路径下增幅低于0.5， SSP2、 SSP3 和 SSP5 路径下增幅保持在 0.5 ～ 1.5。 2 影响经济发展的三要素中，劳动投入量在 SSP3 路径下先减后增，于 2060 年代达到谷值；在其他路径下均先增后减，于 2020 年代达到峰值。资本投入量在 SSP1 路径下持续增加， 2080 年代起趋于平缓；其他路径下均呈持续增加趋势，但在 SSP4 路径下，在 2060 和 2070 年代有所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在所有路径下均呈增加趋势。 3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量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未来，SSP1 和 SSP2 路径下，全要素生产率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而 SSP5 路径下，资本投入量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关键词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SSPs；经济预测；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全要素生产率收稿日期 2019-01-28； 修回日期 2019-03-25资助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17YFA0603701；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专项“气候变化影响综合评估” CCSF 201810,CCSF 201924作者简介 潘金玉，女，硕士研究生；王艳君 通信作者 ，女，副研究员， 引 言为更好地将温室气体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IPCC 在典型浓度路径（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CPs）基础上，于 2010年提出了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SSPs[1-2]。 SSPs 的 5 个路径，即可持续路径（ Sustainability） SSP1，中间路径（ Middle of 气候变化影响the Road） SSP2，区域竞争路径 Regional RivalrySSP3，不均衡路径（ Inequality） SSP4 和化石燃料为主发展路径（ Fossil-fueled Development）SSP5[3]，覆盖了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途径与情景。 SSPs 的提出，不但推进了气候变化风险的定量评估研究，也为制定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参考依据[4]。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对经济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9 年608气候变化影响增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5-6]，人口政策的调整也会影响到经济发展[7]。分析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投入等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合理分配和利用社会资源已逐渐成为国内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8-9]。德国波兹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PIK，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ASA）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等多个机构通过构建人口、技术等要素与经济指标之间的模型，完成了近 200 个国家在不同 SSPs 路径下的 21 世纪 GDP 预测并发布了相关结果[10-12]，其中，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基于世界银行、宾州大学和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公布的历史人口经济数据及“一孩政策”下的劳动力人口数据。同样基于“一孩政策”，国内学者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设定不同情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进行预测，发现若维持现状发展趋势，预计 2020 2030 年中国 GDP 增速为 6 左右， 2031 2050 年为 4 左右[13]；若选择绿色政策、绿色投资、绿色技术及绿色消费情景， GDP 增速会放缓，但是仍保持一定增速， 2020 2030 年由 4.7 降至 4.5， 2050年降至 2.4[14]。前期，作者团队虽然采用人口经济普查资料及统计年鉴数据完成了不同 SSPs 路径下的中国经济预测[15]，但人口数据为基于 2013 年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下的劳动力人口。尽管有学者采用回归模型，预测了“全面二孩”政策下 21世纪前半叶的 GDP，但仅开展了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对 GDP 的影响研究[16-18]。过去，中国主要通过投入大量资本和劳动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资本效应尤其凸显[19-20]。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虽然能够最直接、最快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带来了诸如产业结构不均、环境恶化等负面问题[21]。近几年我国经济逐渐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以技术为主的集约型方式发展[22-23]。目前，国内外已有研究讨论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等影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0-11,24-26]，但尚缺少“全面二孩”政策和 SSPs 路径情景下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本文在 IPCC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全球框架下结合当前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基于中国经济和人口普查及逐年统计年鉴，采用柯布 - 道格拉斯经济预测模型，预测不同 SSPs 路径下中国经济变化并分析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各自对经济的贡献。研究成果以期为气候变化风险的综合评估提供基础信息，并为国家制定气候、社会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服务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 数据与方法1.1 数据本文根据第 6 次人口普查数据（ 2010 年 、第2 次（ 2008 年和第 3 次（ 2013 年）经济普查数据及 1978 2017 年中国历年统计年鉴，搜集整理了逐年 15 ～ 64 岁和≥ 65 岁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受教育年限及劳动参与人口、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和 GDP。1.2 方法1.2.1 经济预测模型及参数柯布 ‒ 道格拉斯经济预测模型是 20 世纪初由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共同提出的经典模型，广泛用于经济领域的研究[27-28]。该模型主要是用于预测国家、地区投入产出关系的一种数学模型，表明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及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柯布 ‒ 道格拉斯经济预测模型，以 2010 年为起始年，对 SSPs路径下 21 世纪中国经济三要素进行预测，进而估算经济变化。其表达式如下式 1 中， Y 为中国 GDP； t 为年份；α为资本产出弹性； 1-α为劳动力产出弹性； K 为资本投Yt Kt αt Lt1-αt Tt， 1 Kt 1-d Kt-1 It， 2 L H Rq Wq， 3 SqDGY αDGK 1-αDGL T。 5 H exp{0.134minM,4 0.101min[maxM-4,0,4] 0.068maxM-8, 0}， 4 6 期 609潘金玉，等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要素分析入量，其 2010 年起始值采用公式 2 永续盘存法估算[29]； L 为劳动投入量，用式 3 和 4 教育年限法估算[26]； T 为全要素生产率（ TFP，其 2010年起始值采用式 5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30]估算。式 2 中， d 为折旧率； I 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式3、 4 中， q 为 15 ～ 64 岁和≥ 65 岁工作年龄人口； H 为教育程度； R 为劳动参与率； W 为年龄段人口总数； M 为教育年限。式 5 中，DGY、DGK和DGL分别为 GDP、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的增长率。SSPs 下，经济预测模型参数根据文献 [10] 和[15] 进行假设（表 1。 15 ～ 64 岁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 SSP1 和 SSP2 路径下处于中等水平，维持现有发展收敛到 0.70； SSP5 路径为实现经济目标投入大量劳动力，未来劳动参与率会有所提高收敛至 0.80； SSP3 则与 SSP5 路径相反，有所降低收敛至 0.60； SSP4 路径以缓慢的速度收敛至 0.75。≥ 65 岁工作年龄人口，在 5 种 SSPs 路径下保持不变。 SSP1 和 SSP5 路径有着高层次的国际合作且 SSP5 路径下相对更高，资本产出弹性分别收敛于 0.35 和 0.45； SSP2 路径下处于中等水平，收敛于 0.35； SSP3 路径下，较慢收敛于 0.25；SSP4 路径下经济以资本密集型方式发展，收敛于0.30。未来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计算方法见文献 [10] 和 [15]。1.2.2 经济发展贡献率分解方法通过柯布 ‒ 道格拉斯经济预测模型的进一步分解变化，得到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公式如下[24-27]其中，DGT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EL、EK、 ET 分别表示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发展方式在产业选择、对外联系和速度与效益等方面的改变较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明显[23]。本文以 1978 年为起始年分析贡献率。2 研究结果2.1 19782100 年 GDP 变化为验证柯布 ‒ 道格拉斯经济模型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模拟效果，将维持现状发展趋势的 SSP2 路径下的 GDP 预测结果，与 2011 2017 年经济统计资料进行了对比（图 1。统计数据显示， 2011 2017年中国 GDP 呈持续增长趋势，按 2010 年可比价格（下同 ， GDP 由 2011 年的 46.4 万亿元增长至2017 年的 69.5 万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 6.9。柯布 ‒ 道格拉斯经济模型预测结果表明， 2011 2017年 GDP 由 47.8 万亿元增长至 71.7 万亿元，与统计数据的误差在 3.0 ～ 5.5 之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情况下， 21 世纪中国表 1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经济预测模型的参数假设Table 1 Assumptions on the parameters of economic prediction model for SSPs系数15 ～ 64 岁劳动参与率 /≥ 65 岁劳动参与率 /资本产出弹性SSP1SSP2SSP3SSP4SSP5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 /70100 a70100 a60100 a75400 a80100 a19.6819.6819.6819.6819.680.3575 a0.35150 a0.25150 a0.3075 a0.45250 a0.700.700.350.701.05注括号内为收敛时间。EL 1-α ， 6 DGYDGLEK α ， 7 DGYDGKET 。 8 DGYDGT图 1 2011 2017 年 GDP 统计数据和 SSP2 路径预测结果的比较Fig. 1 Comparison of the recorded and predicted GDP under SSP2 in 2011-2017GDP/万亿元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年706050预测数据统计数据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9 年610气候变化影响经济预测见图 2a。 SSP1 和 SSP4 路径下， GDP先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之后分别在 2070 年代和2060 年代后进入增长平缓期， 2100 年分别达到318 万亿元和 250 万亿元，较 2010 年增长 5 ～ 7 倍；SSP2、 SSP3 和 SSP5 路径下， GDP 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SSP5 增速最快， SSP3 增速最慢，到 2100年较 2010 年增长 5 ～ 11 倍。总之，不同路径间2040 年前经济发展差异较小， 2050 年后差异逐渐显现，到 2100 年 GDP 相差可达到 240 万亿元。经济增速在 2010 年前呈波动性上升，年均增长率为 9， 2010 2016 年由 13 下降到 6 左右，2017 年有所上升，达 9。未来，预计 GDP 增速呈下降趋势，由 2030 年前的 6 以上降至 21 世纪60 年代后基本稳定在一个水平上。 SSP1 路径下，2030年代年均增速降至 3.7， 2070年下降至 0.6，2100 年进一步下降至 0.2； SSP2 路径下， 2040年增速放缓至 3.3， 21 世纪中后期缓慢下降至1.0； SSP3 路径下， 2040 年增速下降到 2.5，图 2 不同人口政策下中国经济、经济增速和人口变化趋势Fig. 2 Economy a, b, economic growth rate c, d and population e, f predicted in China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left and the selective two-child policy rightGDP/万亿元1978 1998 2018 2038 2058 2078 2098 年55045035025015050aGDP/万亿元1978 1998 2018 2038 2058 2078 2098 年55045035025015050bGDP增速/151050GDP增速/151050c d1978 1998 2018 2038 2058 2078 2098 年 1978 1998 2018 2038 2058 2078 2098 年1978 1998 2018 2038 2058 2078 2098 年 1978 1998 2018 2038 2058 2078 2098 年人口/亿人1915117人口/亿人1915117e f1978 2017 年 SSP1 SSP2 SSP3 SSP4 SSP5人口经济增速经济“全面二孩”政策 “单独二孩”政策6 期 611潘金玉，等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要素分析至 2060 年放缓为 0.6，此后缓慢上升接近 1.0；SSP4 路径下， 2040 年代增速放缓至 3.1， 2070年后在 0.1 左右； SSP5 路径下， 2020 年代 GDP年均增速维持在 7.0 左右， 2040 年代放缓至 4.3左右， 2060 年后增速保持在 1.5 左右（图 2c。相比“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使中国人口明显增多， 2100 年预计可高出 1.35亿～ 4.11 亿[31]（图 2e， 2f。人口的变化带来劳动力的变化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图 2a， 2b 显示，到 2100 年，“全面二孩”政策下 GDP 总量比“单独二孩”政策增加 87 万亿～ 105 万亿元[15]。“单独二孩”政策在 SSP3 和 SSP4 路径下 GDP 增速会出现负增长[5]，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使 21世纪中后期 GDP 变化相对稳定且不会出现负增长（图 2c 和 2d。2.2 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1978 2017 年，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呈增加趋势，年均增速分别为3.4、 11.6 和 3.3。“全面二孩”政策下，SSP1 ～ SSP5 路径下经济三要素在 21 世纪的变化趋势如下。劳动投入量在 SSP1、 SSP2、 SSP4 和 SSP5 路径下均先增后减，在 2020 年代达到峰值，至 2100年较 2010 年分别减少 28.1、 5.5、 37.7 和20.9； SSP3 路径下先减后增，在 2060 年代达到谷值，至 2100 年较 2010 年增加 4（图 3a。资本投入量在 SSP1 路径下持续增加至 2080年代后趋于平缓， 2100 年较 2010 年增加 5.8 倍；SSP2、 SSP3 和 SSP5 路径下，呈持续增加趋势，2100 年较 2010 年分别增加 7 倍、 4 倍和 12 倍；SSP4 路径下总体呈增加趋势，但在 2060 和 2070年代有所下降，至 21 世纪末期较 2010 年增加 3.5倍（图 3b。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 SSPs 路径下均呈持续增加趋势， SSP1 和 SSP4 路径增速较快，且 SSP4 略高于 SSP1，到 2100 年较 2010 年增加 4 ～ 5 倍；SSP2、 SSP3 和 SSP5 路径下增速基本相同且相对缓慢，到 21 世纪末期较 2010 年增加约 3.5 倍图 3c。图 3 经济影响要素的预测 a 劳动投入量， b 资本投入量和 c 全要素生产率Fig. 3 Prediction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onomy a labor , b capital , c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资本投入量/万亿元1978 1998 2018 2038 2058 2078 2098 年1750a1978 1998 2018 2038 2058 2078 2098 年b全要素生产率0.070.050.030.01c1978 1998 2018 2038 2058 2078 2098 年劳动投入量/亿人24201681978 2017 年SSP1SSP2SSP3SSP4SSP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9 年612气候变化影响2.3 GDP 增量的贡献率为体现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特征，采用经济分解法，分析了 1978 2100 年各年代经济三要素对 GDP 增量的贡献。未来，采用 SSP3和 SSP4 路径会导致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且社会区域差异较大，分化明显，考虑中国沿这两条路径发展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本文分析了 SSP1 和 SSP2路径下经济三要素对 GDP 发展的影响，同时与SSP5 路径进行了比较分析。1978 2010 年期间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为 40；劳动投入量次之，为 33；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小，为 27，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近[32-33]。改革开放初期劳动人口丰富，劳动投入量对经济作用相对较大， 1990 年代以来，劳动人口逐渐减少，劳动投入量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逐渐减小。相反，资本投入量在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增强， 1990 年代开始成为主导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逐渐增大，由最初的 7.9贡献率增加至 2000 年代的 46.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资本投入量相当。总的来说，不同时间段内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各不相同。“全面二孩”政策下， SSP1、 SSP2 和 SSP5路径下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图 4。 SSP1 路径下，劳动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减少趋势，资本投入量由 2010 年代的 45.0 逐渐下降至 2090 年代的 33.8；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则持续增加到68.9， 21 世纪中后期，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高于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图4a。 SSP2 路径下，劳动投入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仍呈减小趋势；资本投入量的贡献变化相对较小，在 45 上下波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由 2010 年代的 43.8 增加到 21 世纪末期的 56.3， 2020 年代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与 SSP1 路径相比，SSP2 的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相对较小（图 4b。 SSP5 路径下，劳动投入量的贡献呈持续下降趋势，资本投入量始终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对经济的贡献逐渐增加至 21 世纪末期的 57.7，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2020 年代达到峰值 47.0 后持续减小（图 4c。总体来说，进入 21 世纪后 3 种路径下劳动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最小。未来，教育年限和劳动效率虽然增加，但劳动人口总数下降迅速，导致劳动投入量在 21 世纪中后期呈负增长态势，图 4 SSP1、 SSP2 和 SSP5 下影响中国 GDP 增长的经济要素贡献率Fig. 4 Contribu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o increase of GDP in China under SSP1, SSP2 and SSP5贡献率/a SSP1 b SSP2c SSP51980 2000 2020 2040 2060 2080 年代6040200贡献率/6040200贡献率/6040200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全要素生产率1980 2000 2020 2040 2060 2080 年代 1980 2000 2020 2040 2060 2080 年代6 期 613潘金玉，等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要素分析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资本投入量在 SSP1 和 SSP2 路径下自 2020 年代起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次要因素，而在 SSP5 路径下始终是影响经济变化的主导要素。 SSP1 路径注重绿色发展，合理投资，效率提高，对资本的依赖程度减少，资本投入量对 GDP 增长的贡献呈显著下降趋势；SSP2 路径维持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资本投入量变化相对较小，对资本的依赖性仍较大； SSP5 路径注重经济发展，加大资本投入以实现发展目标，因此资本投入量呈缓慢增加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均呈增加趋势， SSP1 和 SSP2 路径下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3 结论和讨论本文依据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框架，结合中国当前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采用柯布 ‒ 道格拉斯经济模型，预测 21 世纪中国 GDP 总量及增速变化特点，并对影响 GDP 增量变化的三要素，即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开展贡献程度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 SSP1 和 SSP4 路径下，中国经济先呈增加趋势，而后分别在 2070 年代和 2060 年代后增长放缓至平稳； SSP2、 SSP3 和 SSP5 路径下， GDP 总量持续增长。采用 SSP1 路径开展的经济预测，与国内学者假设低碳情景的结论基本相同， 2020 年代 GDP 增速降到 6， 2030 年后增速逐渐放缓[34]。21世纪后半叶该路径虽然增速相对其他路径较低，但仍保持着一定的增长速度且能促进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与“单独二孩”政策预测结果相比，“全面二孩”政策下不同 SSPs 路径 GDP 总量均有一定的提高， 2040 年前差距较小， 2050 年后差距逐渐增大，最高达到 105 万亿。基于“单独二孩”政策，21 世纪后期 GDP 增速在 SSP3 和 SSP4 路径下呈现负增长，而“全面二孩”政策下不同 SSPs 路径均呈正向增长。可见，“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人口数量增多影响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产生进而导致经济变化。2 1978 2017 年，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呈增加趋势。未来，劳动投入量在 SSP3 路径下先减后增， 2060 年代达到谷值；在其他 4种路径下均先增后减，在 2020年代达到峰值，SSP4、 SSP1、 SSP5 和 SSP2 路径下降速度由快到慢。资本投入量在 SSP1 路径下持续增加， 2080 年代起趋于平缓；其他路径下呈持续增加趋势， SSP5 路径下增速最快， SSP3 和 SSP4 路径下相对较慢且SSP4 路径下在 2060 和 2070 年代有所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在各路径下均呈增加趋势， SSP1 和 SSP4路径下相对较大， SSP2、 SSP3 和 SSP5 路径下相对较小且彼此相差不大。3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量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同的 SSPs 路径下，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 GDP 发展的贡献率不同。劳动人口数量下降较快导致 21世纪中后期劳动投入量呈负增长，使得劳动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SSP1、 SSP2 和 SSP5 路径下逐渐减少，这与现有研究结论基本相同[11]。当前，美国已出现此情况且 SSP2 路径下将维持当前趋势[10]。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可通过提高劳动人口教育水平，使劳动投入量呈增长趋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资本投入量在 SSP1 路径下对经济的贡献逐渐减少， SSP2 路径下变化相对较小，而 SSP5路径下缓慢增加且始终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呈增加趋势，这与国内学者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3]； SSP1 和 SSP2 路径下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影响经济的最主要因素， SSP5 路径下仅略低于资本投入量的影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 1/3，因此其经济变化备受关注[3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主要通过投入大量资本的粗放型方式迅速发展，虽然近几年逐渐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集约型方式发展，但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36]。 SSP2 路径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对资本仍存在较大的依赖性且对环境存在一定污染。沿 SSP1 路径，若重视教育和科技发展，可逐渐将人口红利变为人才红利，提高资本利用率，能够同时获得经济和环境效益，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文考虑了不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劳动投入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9 年614气候变化影响参考文献曹丽格,方玉,姜彤,等 . IPCC 影响评估中的社会经济新情景SSPs进展 [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2012, 8 1 74-78. Cao L G, Fang Y, Jiang T, et al. Advances in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J]. Progressus Inquisitiones de Mutatione Climatis, 2012, 8 1 74-78 in ChineseMoss R H, Edmonds J A, Hibbard K A, et al.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cenarios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J]. Nature, 2010, 463 747-756张杰 , 曹丽格 , 李修仓 , 等 . IPCC AR5 中社会经济新情景 SSPs研究的最新进展 [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2013, 9 3 225-228. Zhang J, Cao L G, Li X C, et al. Advances in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in IPCC AR5 [J]. Progressus Inquisitiones de Mutatione Climatis, 2013, 9 3 225-228 in ChineseZimm C, Sperling F, Busch S, et al. Identifying sustainability and knowledge gaps in socio-economic pathways Vis-à-Vi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J]. Economies, 2018, 6 2 20王虹 , 任宇杰 . 陕西省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研究 基于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J]. 商 , 2015 20 262. Wang H, Ren Y J. Study on factors influencing economic growth in Shaanxi based on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J]. Business, 2015 20 262 in Chinese杨欢 , 王粉惠 . 基于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的四川省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探讨 [J]. 时代金融 , 2015 15 308, 310. Yang H, Wang F H. Discussion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onomic growth in Sichuan based on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J]. Times Finance, 2015 15 308, 310 in Chinese郭凯明 , 余靖雯 , 龚六堂 . 人口政策、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J]. 世界经济 , 2013, 36 11 72-92. Guo K M, Yu J W, Gong L T. Population policy, labor force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3, 36 11 72-92 in ChineseJin W K.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R 2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Abstract Based on the latest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ensus and annual statistical yearbook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for 2010-2100 under the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SSPs was predicted in China using Cobb-Douglas economic model by taking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into account. And contributions of thre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namely, labor , capital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o economy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under SSPs, economy will continuously grow in China. The growth rate of GDP will remain around 6 before 2030, but a rapid decline is predicted in the 2030s-2060s. Since the 2070s, growth rate of GDP will be lower than 0.5 under SSP1 and SSP4, and be 0.5-1.5 under SSP2, SSP3 and SSP5. 2 Among thre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abor will reduce until the 2060s and then increase under SSP3.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rise up to peaking in the 2020s and then decrease under other SSPs. When comes to the capital , it will keep rising up and gradually become steady from the 2080s under SSP1 but will show an increase trend under SSP2、 SSP3 and SSP5 with a slight decrease in the 2060s and 2070s under SSP4.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ill increase under all SSPs. 3 Since the re and opening up in 1978, capital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economy in China. In the futur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ill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factor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SSP1 and SSP2. However, capital will continuously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SSP5. Keywords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SSPs; Economic prediction;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