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慈善捐赠的信号效应与私营中小企业的规费负担.pdf

第9期朱 沆,等企业家慈善捐赠的信号效应与私营中小企业的规费负担147 可能打破原有的信息不对称性,加重企业的负担,这种情况下规避慈善捐赠就成为私营企业家的理性选择。本研究抽取了2012年第十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中小企业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进一步考察强化、防御和削弱这种信号效应的机制。本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理论与政策含义。首先,有助于揭示慈善捐赠的信号效应及其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异化。慈善捐赠作为展现个人收入和财富的信号,在产权保护好的环境中本是促进个人和企业主动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机制,然而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却可能给捐赠者带来负面后果。目前还少有研究注意到这种异化的效应,对这种异化的深入揭示与分析,不仅可以拓展正式制度不完备情境下对慈善捐赠的理论分析,也有助解开私营企业家规避慈善捐赠之谜。其次,突显私营中小企业所处微观制度环境的特异性。以往的研究往往直观地认为处在同一地域的企业面对的制度环境相同,忽略了制度环境与企业的谈判能力密切相关 大企业更有能力影响微观制度环境,而中小企业则更多是制度环境的接受者。本研究通过呈现微观制度环境下私营中小企业的企业家特殊的慈善捐赠逻辑,提示学术界多关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面对的微观制度环境差异,及其对企业家和企业行为影响的差异。第三,本研究也能为鼓励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政策启示。随意且过度的规费征收是私有产权保护不足的一种表现,本研究通过呈现私有产权保护不足时私营企业家慈善捐赠效应的异化,检验了政府行政管理角色的变化是否会缓解企业慈善捐赠的负面效应,可为促进私营中小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提供新的政策思路。理论与假设1、微观制度环境与慈善捐赠的功能产权保护不足和合法性缺乏是转型进程中我国私营企业所面对的重要制度环境特征[10]。虽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和市场体制逐步建立,但事实上产权保护仍然主要依赖于政治与行政手段[11],因而私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仍然较易受到政府权力的影响。同时,由于种种原因,私营企业获取某些关键资源仍然面临着明显的体制障碍。在同样的宏观制度环境下,谈判能力的不同会导致不同规模的私营企业面对的微观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大型私营企业有更多机会影响或改变微观制度环境,而私营中小企业则更多是制度环境的接受者。私营的大企业或上市公司往往是地方的重要税源,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举足轻重。由于一地财政状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地方官员的晋升亦与一地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地区间发展经济的竞争非常激烈,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吸引和争取大企业或上市公司进驻。另外,大多数大企业和上市公司基本上都跨地域经营,相对中小企业更易迁移。经济社会影响大、经营易流动使大企业和上市公司面对地方政府有更强的谈判能力[12,13]。正因如此,大企业或上市公司也较易获得影响政府官员或地方政策的途径和非正式权力。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往往能进入当地甚至更高层次的人大、政协,获得较多与地方政府高层官员接触的机会,这不仅让他们的企业获得了非正式的保护[5,14]、能够获取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资源[15-17],甚至得以影响地方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俘获地方政府[18,19]。相比之下,单个中小企业对地方的经济和社会贡献有限,可迁移性弱,谈判能力弱[20,21],缺少与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博弈的地位与能力[22],也不易接触地方高层官员,获得他们的重视和保护,事实上承受着更严厉的监管与约束,较大程度上是微观制度环境的接受者。对于大企业或上市公司的企业家,慈善捐赠较易成为与地方政府做交换的工具。由于政府是合法性和资源的关键来源[2,23],迎合政府的需要有助于私营企业争取这些关键资源。从政府的角度看,增加慈善捐赠既是弥补资金缺口的需要,也是展现政绩的需要。一方面,承担救济社会弱势群体、应对地区重大灾难等社会职能,对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产生了较大压力,向社会募集慈善资金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24];另一方面,慈善捐赠也能作为官员社会管理的政绩展现给上级政府[6]。对于积极帮助实现自身政策目标的企业家和企业,政府往往在事后给予回馈。这使慈善捐赠往往成为私营企业和企业家与政府进行互惠交换的手段[25-27]。私营中小企业的企业家虽然也能借助慈善捐赠获取某些资源,然而,由于处在易受掠夺之手侵扰的微观环境中,慈善捐赠也很容易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为规避权力干预和过重的税费负担,多数私营中小企业都倾向于隐藏真实的经营情况,保持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28]。然而,慈善捐赠则可能打破这种信息不148 管理评论第31卷对称,因为慈善捐赠本身具有显示捐赠者收入或财富地位的信号作用[9]。根据信号理论的观点,一个好的信号需要具备可靠性和可视性两个要素。可靠性意味着发信号有成本,不易被干扰;可视性则指这个信号容易为接受者观察到[29]。对于政府而言,私营企业家的捐赠就是一个可资利用的信号。一方面,这个信号具备可靠性,在不易交换资源的情况下,捐赠更多体现为成本而非投资,因而私营中小企业的企业家能获利才有意愿捐助慈善,企业经营情况好、企业家获益多才会多捐助,因此企业家的捐赠金额能较大程度反映其企业的盈利状况;另一方面,这个信号具备可视性,受赠方对捐赠者的回馈又会加强行动的公开性。为吸引和鼓励人们参与慈善活动,慈善组织和劝募机构往往积极提供彰显捐助者善举的机会,如公开捐助者名单、公开命名等,以提高捐助者的社会声誉与捐助者交换[30]。这两方面的原因会使慈善捐赠发出捐助者赚钱多的信息,并且广为人知。因此一些熟悉情况的学者将慈善捐赠比喻为把私营企业家的财产拿出来“公示”② 。一些政府权力部门了解到这些信息,就可能追查企业家财富的来源和合法性③ ,核查其企业的经营情况,因而私营企业家有捐赠行为或慈善捐助多,他/她经营的中小企业就更易受到掠夺之手的侵扰。2、慈善捐赠与规费惩罚在私有产权的法律保障渐趋完善的背景下,直接侵害私营企业产权的情况已较为少见,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行政权力以间接的方式侵害中小企业利益的情况仍然存在,随意和过度的规费征收就是一种常见的形式。税费负担过重是近年来私营中小企业反映的主要困难。以往对企业负担的分析都关注政府税收,而很少关注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事业单位征收的规费。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省区的非税收入已超过税收成为政府的首要收入来源[31,32],而行政事业性规费正是企业非税负担中最大的一块。与税收不同,规费主要由地方征缴并支配,对地方政府财政的意义更为重要。征收规费成为地方政府解决行政经费不足的重要手段。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产生了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效果,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增加,而财政来源减少,全国不少地方都面对行政经费不足的问题。随着地方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膨胀,财政供养人员持续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而地区之间为招商引资往往采取税收优惠等税收竞争策略[13,33],减少了税收对地方财政的贡献,而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还可能增加财政支出[34]。为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缓解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非税收入,形成了推动规费征收的动力[35]。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事业单位向企业收费后,资金上交财政又返回到原征收部门和单位,后者对其使用有较大的自由度[36]。在一些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只有每年完成一定额度的征收指标,才能保证本部门获得足够的经费拨付,充实地方财政,甚至会对超过征收指标的部分给予奖励,导致“谁收谁用,多收多用,多罚多返”的现实[36],形成相关部门积极向企业收费的激励。行政规费的征收往往无度、无规,包含各种“讨价还价”、台下交易,并且缺乏廉洁约束[37]。由于非税收入的征收和管理权限主要存在于地方政府层面,导致地方政府对规费的征收存在较大自由度。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愿意运用自主权更大、监管更少的规费来增加收入。另外,由于规费征收多与特定时期的政府服务与项目有关,往往存在时间短、名目与价格调整灵活、企业难以用脚投票的特点,地区间的竞争也较弱[38]。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导致规费的征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给征管部门超范围、超标准及重复收费提供了空间[36],大大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统计,2010年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有18个。企业不仅要缴交工商、环保、卫生、质检、安监、公安等众多部门征收的各类行政性服务收费,还需要缴交名目繁多的费用,如地方教育费、残疾人就业金等。规费已成为中小企业负担的重要来源④ 。在税收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为了解决财政来源的不足,很多地区都加大了规费征收的力度。 2012年,在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困难、很多地区税收收入下滑的情况下,非税收入却逆势增长[38]。规费征收的随意和无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于按服务项目征收的规费,采用随意提高收费标准的方式多收,或是提前征收;对于按比率征收的规费,通过提高收费基数的方式多征。过度的征收加大了私营中小企业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中小企②③④钟宏武.企业慈善捐赠为何不够慷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0月20日。金锦萍.中国企业家做慈善捐赠顾虑太多.人民网,2009年4月8日,http/ / GB/41260/9097051.html。华晔迪.税费高已成困扰中小企业头号难题.中国信息报,2013年4月28日。第9期朱 沆,等企业家慈善捐赠的信号效应与私营中小企业的规费负担149 业为减少规费负担,往往采取瞒报、少报的方式隐瞒经营规模与盈利情况[12],导致规费征管者和企业之间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性。这些企业及其所有者甚至刻意在公众活动中保持低调,以免受政府部门的关注,保持信息不对称性,借此与规费征管者讨价还价。在一些地方规费征收过度、随意的大背景下,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面对的微观制度环境的差异也会诱导企业家做出不同的慈善行为。大企业的企业家响应政府的号召,做出大额的慈善捐赠,将“慈善捐赠”当作政治献金,有助于企业与地方政府建立交换关系,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庇护[25],从而取得对乱收费行为的“护身符”。加之企业对地方贡献大,谈判能力强,地方政府也倾向于保护这些企业的正常经营,限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干扰,相关政府工作人员与这些企业打交道也较为小心[12,39]。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慈善捐赠则可能带来反效果,打破企业与政府征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增加企业的非税负担。在中小企业群体中,经营状况好的企业往往成为多征规费的目标,因为经营困难的企业很难征收,而且一旦企业关门又会减少征收来源[39]。由于私营中小企业为减少规费负担往往刻意隐瞒实际经营规模与绩效,规费征管者要打破这种信息不对称性、找到可多征规费的企业就需要寻找能够较好反映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的强信号[40]。慈善捐赠虽然未必是行动者有意发出的信号,但它可以较好显示企业及其所有者财力[9],国内也有研究发现慈善捐赠与私营企业家的经济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41],因而在规费征管者眼中是一个可靠的信号[42,43]。而且由于慈善捐赠更易观察,也使它更为合用[43]。因而企业家的捐赠行为会被规费征管者解读为企业家获利多和企业经营状况好,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规费,使得企业更容易成为多征规费的目标。另外,目前我国的慈善机构也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种类别。官办慈善机构实际上是帮助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准政府机构,其资金来源一部分来自公共财政[44],与其他政府部门联系密切,可能成为传递慈善捐赠信息的便利管道,可以强化捐赠的信号效应。如果企业曾向官办慈善机构捐赠,其捐赠信息就较易为政府部门所掌握,因此曾向官方慈善机构捐赠的企业更容易成为规费征管者关注的目标。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a企业家慈善捐赠越多,他们所经营的私营中小企业后续的规费负担就越重。H1b比较与民办慈善机构合作,私营中小企业与官办慈善机构合作规费负担更重。3、家庭高消费信号增强机制信号的一致性可以增强信号的有效性[45]。如果多个来源提供了一致的信号,就可以增强信号的可靠性[46],而更多可观察的信号也能增强信息的有效性[43]。消费也是一个显示个人财富的信号。凡伯伦[47]在其名作有闲阶级论中就指出富人们常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显示他们的财富,争取其地位,因此公众也常常通过消费情况来了解个人及其家庭的财富地位。由于在大多数私营企业中,企业家的家庭财产与企业的财产往往界限不清,人们往往把企业也视为企业家或其家族的私产。在缺乏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的情况下,企业家及其家庭的消费情况既可以显示其财富地位,也可间接反映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因为人们预期,在企业盈利状况好的时候,企业家会从企业提取较多收益支持其家庭的高消费,而在企业经营困难时,企业家则可能不得不动用自己的经济资源来支持企业,其家庭的非必需消费可能会被压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家庭的高消费也会成为判断企业财务状况的信号。通常可见度高的、非必需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与收入的关联度更高[48],更能显示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与财富地位[49]。奢侈品和旅游娱乐、保健等服务消费都属于可见度高的非必需消费。一般情况下,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支出多意味着一个家庭收入高、占有的财富多。然而,一些实际不具有相应地位的人为了误导外界的判断,也会购买可见度很高、又可持续使用的有形奢侈品[50],导致有形奢侈品的信号效应存在较多噪音。与有形奢侈品消费相比,非必需服务类消费既有一定的公开性,又很少被人模仿,是一个更好的信号。事实上,我国针对恶意欠账不还的债务人采取的限制高消费措施也重点限制非必需性服务消费。企业家家庭非必需性服务消费的信号作用可能加强其慈善捐赠的信号作用。因为企业家家庭在非必需服务方面的高消费,会让外部观察者认为企业家从企业中获益很多,让他们进一步确信企业经营效益好,加强企业家慈善捐赠的信号作用,进一步引导规费征管者向企业多征规费。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企业家家庭的非必需性服务消费支出会加强慈善捐赠的信号效应,即在其家庭非必需性服务消费比重高的情况下,企业家的慈善捐赠越多,他们所经营的私营中小企业承担的后续规费负担越重。150 管理评论第31卷4、股权集中企业的防御手段信号作用的价值在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反过来,限制信息的流动,保持信息的不对称性也可以削弱信号的作用。虽然慈善捐赠会发出企业财务状况好的信号,容易引起规费征管者的注意,但规费征管仍需要参考企业的经营信息。此时,企业家及其家族对企业所有权的集中控制就能起到限制信息流动、防御权力侵扰的作用。如果企业多数股权集中于一个企业家或一个家族手中,企业的关键财务信息就不易外泄[51],由于家族股东之间有非正式的沟通渠道,目标往往更趋一致,家族或内部人控制的公司信息披露会显著减少[52]。而如果存在较多外部股东,则需要向股东披露信息。已有研究表明,随着股权分散程度增加,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会显著增加[53]。个人和家族控股还加强了股东对企业管理层的控制。为了保证对企业的管理控制,控股股东或其家族成员经常直接介入管理,并将关系亲近、更信任的人选安排在关键管理岗位上,这使控股股东或家族能够直接控制关键信息的流动。当企业的财务状况、商业往来等信息被企业家控制与隐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就难以摸清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而企业保持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更容易与规费征管者讨价还价,企业家慈善捐赠的负面信号作用就会被削弱。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个人或家族持股比例高可以削弱企业家慈善捐赠额与他们所经营的私营中小企业规费负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5、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外部削弱机制慈善捐赠异化为引导规费征收的信号有其特殊的宏观制度环境原因。政府治理和制度质量是影响政府角色和企业应对税费征管行为的重要因素。政府权力既可能扮演“扶持之手”的角色,也可能扮演“攫取之手”的角色[54]。研究表明,政府规模过大、财政负担较重的地方,政府权力就更多扮演“攫取之手”的角色,导致企业更倾向于借助信息不对称逃避税负[28]。慈善捐赠作用是否异化也同样取决于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扶持之手”还是“攫取之手”的角色。由于市场化进程、政府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差异显著[55]。在经济发展好、政府规模小和市场化进程推进较快的省区,政府更多扮演了“扶持之手”的角色。由于这些地区税源广且税基好、经济增速快,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小,以非税收入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小,削弱了政府部门过度征收规费的激励。同时,这些地区法制更趋完善,政府权力受到了较多约束与监督,而且政府更重视通过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重视对企业的服务,规费征收更依法依规。在这些地区中小企业就不易因企业家的慈善捐赠招来更多规费负担。相反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政府规模过大、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政府权力就更易异化为“掠夺之手”。一方面,地方经济增长较慢,税源有限且税基弱,税收增长常常跟不上财政支出增长,更可能存在以规费征收弥补财政缺口的激励,往往对相关部门过度征收、随意征收规费采取纵容态度;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私有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和法律实施相对滞后,缺乏对政府权力的约束,规费征收往往较为混乱。当政府权力异化为“掠夺之手”时,中小企业很容易成为过度征收和随意征收规费的主要受害者。由于对中小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缺乏了解,规费征管者就会多方搜集企业信息来寻找征收规费的目标,企业家做出慷慨慈善捐赠,企业就易被规费征管者视为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规费,成为过度征收的目标。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4较高的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会削弱企业家慈善捐赠与他们所经营的私营中小企业规费负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设计1、数据与样本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提取自2012年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样本中反映正式制度发展状况的数据则来自于王小鲁等[56]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和样本情况对样本数据做了以下筛选处理1参照国家统计局的企业规模划分标准,将营业收入大于3亿元或员工人数大于3000人的企业作为大型企业从样本从剔除。另外,由于向微型企业征收税费较难且成本高,参考现有研究的做法,将营业第9期朱 沆,等企业家慈善捐赠的信号效应与私营中小企业的规费负担151 收入小于100万元或员工人数小于10人的企业视为微型企业从样本中剔除,只留下中小规模的企业[28]。2为便于研究企业家行动对企业的影响,将受访者及其家族持股为0的数据排除。 3由于问卷调查数据存在异常值,参照现有文献的常见做法,将因变量规费营收比和自变量慈善捐赠额的最大1数据剔除二者最小值均为0[57]。在完成上述三项筛选之后得到了由1545家企业组成的样本。2、变量本文采用企业当年缴纳的规费数额与当年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私营中小企业的规费负担。源问卷中规费对应的题项是“2011年企业交纳各种规费多少万元”,在本研究做的企业家访谈中,受访者均了解规费的范围与征收情况,理解也较一致,表明该测量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有保证。解释变量有两个1主解释变量。主解释变量是私营中小企业家上年慈善捐赠额,在源问卷中对应题项是“2010年您合计为扶贫、救灾、环保、慈善等公益事业捐助过多少元”。为了更好呈现因果关系,本文采用企业家上年捐款额作为主解释变量。为减少数值量级的影响,采用加1后取对数的方式加1是为了防止原值为0的数据无结果。 2辅助解释变量。辅助解释变量是官方捐赠合作,根据企业以往是否曾与官办慈善机构合作编码为1或0。调节变量包括私营中小企业家家庭非必需性服务消费、私营中小企业家个人和家族持股比例和全国各省区行政管理水平指数。企业家家庭非必需性服务消费采用娱乐保健支出占家庭全部支出的比例来测量。私营中小企业家个人和家族持股比例采自问卷原数据。而各省区经营环境指数取自王小鲁等[56]的中国各省区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报告,行政管理水平取自其中反映政府效能的分项指数。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几项1政治联系,控制政治联系是考虑到有政治联系的私营中小企业不易受到政府乱收费的侵扰[58];2工商联会员资格,参加工商联是企业的一种集体政治行为[59],有可能增加私营中小企业的集体谈判能力;3企业的公关招待费用率,公关招待费一大部分是企业与政府官员拉关系的投入,以往研究发现企业的娱乐旅行费用与所在地的产权保护水平密切相关[60],因此私营中小企业与官员拉关系的投入间接反映了企业受权力侵扰的程度,控制该变量可以控制由于企业本身易受侵扰对其规费负担的影响;4企业规模,控制企业规模是考虑规模大的私营中小企业较易受到收费部门的关注;5企业经营年限也可能与其负担有关,经营时间长的企业往往与征费征管者较熟悉,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优待;6销售利润率,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反映了企业的盈利情况,通常盈利情况好的企业更易受到征管者的关注;7企业主业所在行业,考虑到各个行业承受的收费项目不同,打交道的政府部门数量不同,受乱收费侵扰的程度可能不同,本文控制了企业主营业务所在的行业。 8企业所进入的行业数量,如果涉入的行业多,企业要缴纳的规费类型更多更杂,更易受乱收费侵扰,本文也控制了企业涉入的行业数量。以上变量的代码、操作性定义和编码说明如表1所示。表1 变量的代码、操作定义及编码规则变量类型变量名称代码测量指标与编码因变量规费营收比fee_ratio当年企业缴纳政府规费与当年销售收入之比自变量与调节变量慈善捐赠额charity2010上一年度企业家的慈善捐赠额加1取对数官方捐赠合作govern_yn是否与官办慈善机构合作,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家庭服务消费比例service_spending企业家家庭当年娱乐保健支出占家庭当年全部支出的比例家族股权ownership企业家个人或家族持股比例省区行政管理水平govern_manage所在省区当年行政管理水平控制变量政治联系polcon2企业家是否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工商联会员ACFIC企业家是否工商联会员,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公关招待费用占比treat_ratio公关招待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企业规模employee企业员工人数取对数企业经营年限firm_age企业经营年限销售利润率profit_ratio企业当年销售利润率行业industry企业所进入的行业,按是否进入编码为18个哑变量进入行业数industry_diversity企业进入行业数152 管理评论第31卷3、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纳入分析的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从表2中结果可见,私营中小企业上年慈善捐赠额与当年的规费销售收入比正相关p0. 01,与预期相一致。表2 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N1545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1企业年龄10.15 4.99 12企业规模† 4.29 1.14 0.2∗ ∗ 13上年销售利润0.09 0.20 0.00 -0.02 14工商联会员资格0.72 0.45 0.27∗ ∗ 0.31∗ ∗ 0.02 15人大代表资格0.18 0.39 0.10∗ ∗ 0.24∗ ∗ -0.02 0.19∗ ∗ 16公关招待费占比0.01 0.02 0.00 -0.17∗ ∗ 0.37∗ ∗ -0.05∗ -0.08∗ ∗ 17涉入行业数1.34 0.63 0.04 0.08∗ ∗ 0.05∗ 0.10∗ ∗ 0.02 0.06∗ ∗ 18企业家上年捐款额7.85 4.73 0.22∗ ∗ 0.42∗ ∗ 0.07∗ ∗ 0.42∗ ∗ 0.18∗ ∗ -0.05∗ 0.14∗ ∗ 19是否与官办慈善机构合作0.39 0.49 0.10∗ ∗ 0.22∗ ∗ 0.02 0.26∗ ∗ 0.11∗ ∗ 0.00 0.13∗ ∗ 0.37∗ ∗ 110家族股权0.77 0.29 0.09∗ ∗ -0.09∗ ∗ 0.07∗ ∗ 0.08∗ ∗ 0.01 0.05 -0.03 0.05∗ 0.00 111行政管理水平3.19 0.13 0.15∗ ∗ 0.10∗ ∗ -0.07∗ ∗ 0.14∗ ∗ 0.03 -0.05∗ -0.07∗ ∗ 0.09∗ ∗ 0.07∗ ∗ 0.05∗ 112家庭服务消费比例0.29 0.55 0.01 -0.02 0.02 -0.01 -0.03 0.02 -0.01 -0.05∗ -0.01 0.01 -0.02 113规费营收比0.01 0.02 0.02 0.01 0.11∗ ∗ 0.01 -0.06∗ 0.30∗ ∗ 0.08∗ ∗ 0.06∗ 0.07∗ ∗ 0.01 -0.07∗ ∗ 0.03 1注∗ p0. 05,∗ ∗ p0. 01;†企业规模为员工人数取对数。4、分析方法由于规费是一组以0为最低值的截断数据,对于这种正值连续分布,且以正概率取0值的数据结构,可采用Tobit回归能够获得无偏和一致的估计[61],因此本文采用Tobit回归来进行假设检验。对回归进行的共线性检测显示,VIF明显小于10,表明共线性不严重。分析结果1、假设检验假设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在表3中,回归模型1仅纳入了全部控制变量,回归模型2加入了全部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其结果显示,私营中小企业家上年慈善捐款额与企业当年规费收入比显著正相关p0. 05,支持假设H1a。同时,与官办慈善机构合作对企业的规费收入比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官办慈善机构确实会成为信号传递的通道,支持假设H1b,印证了慈善捐赠的信号效应。本文也进一步测试了该变量对私营中小企业家慈善捐款额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并不显著,因此未在表中列示。表3 Tobit回归结果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charity2010 0. 0013∗ 0. 0013∗ 0. 0012∗ 0. 0012∗ 0. 0011∗govern_yn 0. 0024∗ 0. 0023∗ 0. 0025∗ ∗ 0. 0025∗ ∗ 0. 0025∗ ∗service_spending 0. 0002 0. 0021∗ 0. 0002 0. 0002 0. 0021∗ownership 0. 0007 0. 0007 0. 0006 0. 0007 0. 0005govern_manage -0. 0007 -0. 0007 -0. 0007 -0. 0009 -0. 0008charity∗ service_spending 0. 0015∗ ∗ 0. 0015∗ ∗charity∗ ownership -0. 0012∗ ∗ -0. 0012∗ ∗charity∗ govern_manage -0. 0011∗ ∗ -0. 0010∗treat_ratio 0. 0042∗ ∗ ∗ 0. 0042∗ ∗ ∗ 0. 0041∗ ∗ ∗ 0. 0042∗ ∗ ∗ 0. 0042∗ ∗ ∗ 0. 0042∗ ∗ ∗firm_age 0. 0007 0. 0006 0. 0006 0. 0007 0. 0006 0. 0007employee 0. 0003 -0. 0002 -0. 0002 -0. 0003 -0. 0002 -0. 0003profit_ratio 0. 0026∗ ∗ ∗ 0. 0023∗ ∗ ∗ 0. 0023∗ ∗ ∗ 0. 0023∗ ∗ ∗ 0. 0023∗ ∗ ∗ 0. 0023∗ ∗ ∗ACFIC 0. 0007 -0. 0007 -0. 0006 -0. 0008 -0. 0007 -0. 0007第9期朱 沆,等企业家慈善捐赠的信号效应与私营中小企业的规费负担153 续表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polcon2 -0. 0022 -0. 0026∗ -0. 0025∗ -0. 0025∗ -0. 0026∗ -0. 0024∗industry_diversity 0. 0002 0. 0003 0. 0003 0. 0002 0. 0002 0. 0001industry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_cons 0. 0084∗ ∗ ∗ 0. 0088∗ ∗ ∗ 0. 0088∗ ∗ ∗ 0. 0088∗ ∗ ∗ 0. 0089∗ ∗ ∗ 0. 0088∗ ∗ ∗Log likelihood 3515. 27 3525. 24 3528. 97 3529. 67 3528. 57 3536. 36LR chi-square 234. 63 254. 56 262. 01 263. 42 261. 22 276. 79卡方变化量19. 93∗ ∗ 7. 45∗ ∗ ∗ 8. 86∗ ∗ ∗ 6. 66∗ ∗ ∗ 22. 23∗ ∗ ∗左侧截取数183 183 183 183 183 183观测值1545 1545 1545 1545 1545 1545注 ∗ p0. 05, ∗ ∗ p0. 01, ∗ ∗ ∗ p0. 001。回归模型3检验私营中小企业家家庭非必需性服务消费比例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如图1a所示。由回归结果可知,家庭非必需性服务消费比例与上年慈善捐赠额的乘积项系数为正,而且显著p0. 01。结合图1a的调节效应图判断,企业家家庭非必需性服务消费比例对慈善捐款与规费的正相关有增强作用,支持假设H2。图1 调节效应回归模型4检验私营中小企业家及其家族持股比例对慈善捐赠与规费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如图1b所示。股权比例与上年慈善捐赠额的乘积项系数为负且显著p0. 01。结合图1b的调节效应判断,私营中小企业家及其家族持股比例对慈善捐赠的主效应有削弱作用,支持假设H3。回归模型5检验省区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慈善捐款与规费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如图1c所示。结果显示,省区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与上年慈善捐赠额的乘积项系数为负且显著p0. 01。结合图1c的调节效应判断,省区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慈善捐赠的主效应有削弱作用,支持假设H4。考虑到三个调节效应的作用分别存在于家庭、企业和宏观环境三个方面,且相互独立,本文将三个乘积项同时放入回归模型6,检验三个调节效应是否同时成立,结果显示,三个乘积项系数均显著且方向不变,为假设H2、假设H3和假设H4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2、进一步检验1有无慈善捐赠信号作用的检验考虑到企业家只要参与慈善捐赠其行动都很可能被公开,引起规费征管者的注意,因此只要企业家有慈善捐赠,就会产生上述信号作用,故本文预期上述信号效应的关键在于是否捐赠。将样本企业上年慈善捐款编码为哑变量charity2010_d有捐款为编码1,无捐款为0,代替原来的慈善捐款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再次检验假设,结果如表4所示,与之前的假设检验完全一致,表明企业家只要采取慈善捐赠行为,就可能给其企业招来更多的规费负担,捐赠无论多少,其行为本身就具有信号作用。2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比较为比较不同规模企业在不同微观制度环境下行动的差异,本文将第十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样本中营业收入大于3亿元或员工人数大于3000人的大型企业样本筛选出来,重复之前的检验,观察企业家慈善捐赠与企业下一年规费负担的关联,结果如表5所示。如表5中数据显示,企业家慈善捐赠与企业下一年的规费负担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是否与官方慈善机构合作也不影响企业下一年的规费负担,在中小企业样本中发现的调154 管理评论第31卷节效应也不存在,表明慈善捐赠的“规费惩罚”效应对大企业并不明显。表4 有无慈善捐赠的检验结果变量模型7模型8模型9模型10模型11模型12charity2010_d 0. 0030∗ 0. 0031∗ ∗ 0. 0029∗ 0. 0027∗ 0. 0027∗govern_yn 0. 0024∗ 0. 0023∗ 0. 0025∗ ∗ 0. 0025∗ ∗ 0. 0025∗ ∗service_spending 0. 0002 0. 0022∗ 0. 0002 0. 0002 0. 0022∗ownership 0. 0007 0. 0006 0. 0006 0. 0007 0. 0005govern_manage -0. 0008 -0. 0007 -0. 0008 -0. 0009∗ -0. 0009charity∗ service_spending 0. 0015∗ ∗ 0. 0015∗ ∗charity∗ ownership -0. 0012∗ ∗ -0. 0012∗ ∗charity∗ govern_manage -0. 0010∗ -0. 0009∗treat_ratio 0. 0042∗ ∗ ∗ 0. 0042∗ ∗ ∗ 0. 0041∗ ∗ ∗ 0. 0042∗ ∗ ∗ 0. 0042∗ ∗ ∗ 0. 0041∗ ∗ ∗firm_age 0. 0007 0. 0006 0. 0006 0. 0007 0. 0006 0. 0007employee 0. 0003 -0. 0001 -0. 0001 -0. 0001 -0. 0001 -0. 0002profit_ratio 0. 0026∗ ∗ ∗ 0. 0023∗ ∗ ∗ 0. 0023∗ ∗ ∗ 0. 0023∗ ∗ ∗ 0. 0023∗ ∗ ∗ 0. 0023∗ ∗ ∗ACFIC 0. 0007 -0. 0008 -0. 0007 -0. 0009 -0. 0007 -0. 0007polcon2 -0. 0022 -0. 0026∗ -0. 0025∗ -0. 0025∗ -0. 0025∗ -0. 0024∗industry_diversity 0. 0002 0. 0002 0. 0002 0. 0001 0. 0001 0. 0001industry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_cons 0. 0084∗ ∗ ∗ 0. 0066∗ ∗ 0. 0065∗ ∗ 0. 0066∗ ∗ 0. 0068∗ ∗ 0. 0068∗ ∗Log likelihood 3515. 27 3525. 75 3529. 53 3530. 16 3528. 93 3536. 74LR chi-square 234. 63 255. 59 263. 13 264. 39 261. 93 277. 56卡方变化量20. 96∗ ∗ ∗ 7. 54∗ ∗ ∗ 8. 8∗ ∗ ∗ 6. 34∗ ∗ 21. 97∗ ∗ ∗左侧截取数183 183 183 183 183 183观测值1545 1545 1545 1545 1545 1545注∗ p0. 05, ∗ ∗ p0. 01, ∗ ∗ ∗ p0. 001。表5 大型企业样本的检验结果变量模型13模型14模型15模型16模型17模型18charity2010 0. 0006 -0. 0002 -0. 0003 0. 0161 0. 0129govern_yn 0. 0025 0. 0021 0. 0023 0. 0024 0. 0020service_spending 0. 0013 -0. 0954 0. 0007 0. 0019 -0. 0901ownership 0. 0053 0. 0049 -0. 0092 0. 0057 -0. 0039govern_manage -0. 0233 -0. 0245 -0. 0244 0. 0278 0. 0201charity∗ service_spending 0. 0080 0. 0076charity∗ ownership 0. 0014 0. 0009charity∗ govern_manage -0. 0048 -0. 0042treat_ratio -0. 0110 -0. 104 -0. 116 -0. 127 -0. 162 -0. 181firm_age 0. 0008∗ 0. 0008∗ 0. 0007 0. 0008∗ 0. 0007 0. 0007employee 0. 0022 0. 0018 0. 0020 0. 0021 0. 0016 0. 0019profit_ratio 0. 0219 0. 0197 0. 0177